郭大力：移譯《資本論》通往新天地
- 發布時間：2024-05-07 17:09:37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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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力（1905—1976），原名郭秀勍，江西贛州人。經濟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23年入廈門大學學習化學，次年轉學進入大夏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學習哲學，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8年春天開始翻譯《資本論》。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除從事著譯外，還在廣東文理學院、廈門大學任教。1950年到中央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工作，后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主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與王亞南合譯《資本論》《國富論》等，獨自翻譯《人口原理》《穆勒經濟學原理》等，著有《生產建設論》《西洋經濟思想》《關于馬克思的〈資本論〉》等。
在江西省贛州市經開區三江鄉斜角村，郭大力故居完整保留著。來到故居，門前的一副對聯格外醒目：“身處陋室堅定信念專研馬克思主義；淡泊名利風骨鑄就經濟教育翻譯家。”這副對聯是這位馬克思主義翻譯家、政治經濟學家風雨人生的真實寫照。
翻譯引介《資本論》
“只打算終生翻譯馬恩的著作，盡我力之所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1905年，郭大力出生在江西贛州南康縣三江鄉斜角村（今屬贛州經開區）。其父郭傳科為清末秀才，后來做過南康縣立高等小學校長。郭大力是家中長子，自幼聰明機敏、勤奮好學，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1923年，郭大力考入廈門大學化學系，受當時社會氛圍以及郭沫若、李石岑等進步教師的影響，第二年，他與一批進步學生一同轉到上海新創辦的大夏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前身）就讀，轉攻哲學專業。正是在這一時期，郭大力積極參加進步運動，廣泛涉獵社會科學著作，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一次偶然的機會，郭大力得到一本英文版《資本論》，深為折服，深感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的中國迫切需要這樣一部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的經典著作，轉而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失敗告終，嚴酷的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大地。為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實踐，許多有見識的知識分子都有志于《資本論》的翻譯，郭大力就是其中之一。從這時開始，直到1976年在重譯的《剩余價值學說史》譯稿上寫完最后一個字與世長辭，郭大力一生絕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翻譯與研究工作上。
郭大力后來回憶說：“在那時，我對于這個‘大理論’——即《資本論》——所從以出發的古典經濟學，且也為這個大理論的主要批判對象——古典經濟學，還是連初步的認識也沒有。”為了對讀者負責，對《資本論》這部著作的中文版負責，他在翻譯完第一卷之后，決定先“系統地譯幾部古典經濟學的著作，用這種翻譯，作為一種細密研究的手段”。郭大力翻譯了多部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比如全文翻譯了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等，因此他也成為將古典政治經濟學成體系地引進我國的經濟學家之一。
在翻譯引介西洋經濟思想時，郭大力深刻認識到：經濟是人類生產自己需要的種種東西的活動，經濟學以人類實際的生活為考察對象，而研究經濟思想主要是分析經濟生活的社會方面，即以人在生產活動中締結的社會關系，也就是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因此，郭大力認為，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只是在暫時性的層面上是該時期經濟思想的反映，他們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貫徹歷史始終的生產方式，忽略了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質的差別，從而限制了經濟思想的科學性。正是基于這種對經濟思想科學性的認知，郭大力逐漸走入《資本論》的深邃世界。
最初研讀《資本論》時，郭大力寄居在杭州大佛寺，因緣際會遇到懷揣同樣理想的王亞南，二人一見如故，決定分工合作，共同完成這項任務。郭大力與王亞南的相遇也使他們彼此更加堅定了對于理想的追求。此后，在大佛寺的油燈下，郭大力一邊閱讀馬克思著作，一邊翻譯《資本論》第一卷。郭大力曾這樣說道：“我譯這部書，并不是因為我已經很理解它，也不是因為我已經有了翻譯的能力。1928年，國民黨全面背叛了革命，紅色政權已在江西建立。當時我只覺得一點：有革命的需要。”1932年，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對上海的進攻，郭大力已完成的第一卷譯稿不幸遺毀于戰火。后來，在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支持下，郭大力與王亞南決定一起全力以赴重新翻譯《資本論》。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入侵上海，郭大力居住的閘北不得安寧，不得不將已經完成的《資本論》部分譯稿先交給讀書生活出版社，舉家返回贛南老家繼續從事譯介工作。直至1938年年初，基本完成《資本論》翻譯工作的郭大力接到出版社的電報，希望他速去上海，協助《資本論》的排印出版等事宜。彼時的上海險象環生，但他不顧生命安危，毅然從南康出發，繞道香港，最終抵達上海。為了盡快出版這部紅色書籍，郭大力一面仔細校訂全書譯文，一面設計封面裝幀，審校排印出來的清樣。經過幾個月高強度的工作，《資本論》中譯本第一卷終于在1938年8月31日出版發行，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緊隨其后，于當年9月出版。《資本論》這部傾注馬克思畢生心血的“工人階級的圣經”終于以完整的面貌展現在中國人民面前。
可以說，郭大力翻譯《資本論》的過程雖然充滿艱辛和苦難——既有國民黨當局的壓制，也有日寇炮火的襲擾，還有居無定所、貧困和疾病的折磨，但他依然排除萬難完成了這項工作。
1950年，郭大力被調到中央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工作，承擔起《資本論》的教學工作。之后數年直至垂暮之年罷筆，郭大力一直在著手翻譯有“《資本論》第四卷”之稱的《剩余價值學說史》。在郭大力看來，只有將全四卷的《資本論》譯介完畢，才算把《資本論》真正完整地呈現給了中國讀者。
“我意改造社會，應該從經濟制度著手”，這是郭大力決定翻譯《資本論》的初衷，而正是這種旨在通過馬克思主義真理救國興邦的理想，支撐著郭大力畢生致力于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翻譯和校對譯稿的過程中，遇到不易解決的疑難詞句，他經常反復推敲，數易其稿，也因為要更好地處理翻譯還原馬克思著作詞語的精神韻味，他常常食不甘味、寢不安眠，直到找出滿意的處理方法才欣然下筆。看到他總是這樣過分認真，王亞南曾開玩笑，叫他“郭傻子”。對此，郭大力毫不介意，甚至還以“傻子”自居。一如他曾對朋友說的：“只打算終生翻譯馬恩的著作，盡我力之所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終其一生，郭大力既是一位精益求精的翻譯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播火者”。新中國成立后，郭大力先后兩次修訂《資本論》全書譯本，甚至在晚年身患重病的情況下還重新翻譯了《剩余價值學說史》。著名歷史學家熊德基對郭大力嚴謹的翻譯態度印象深刻：“他正在修改《剩余價值學說史》的譯稿，我發現他那些稿子簡直涂抹得像負責的老師批改過的中學生的作文本。一個句子勾來勾去，一個詞改了又改，簡直像校勘古籍一樣。”
思索中國經濟的前途
“中國必須發展生產同時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發展生產”
時間回到1947年，擺在當時中國面前的現實問題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該向何處去？實踐派躍躍欲試，理論界紛爭迭出，其中也不乏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遠見卓識。在那個年代，郭大力、王亞南二人不僅翻譯了大量廣為流傳的重要經濟學著作，還廣泛而深入地參與了現代經濟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名詞及表述話語的創造。就郭大力個人而言，他不僅在翻譯、傳播《資本論》中不遺余力，還根據《資本論》的基本方法和觀點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大夏大學幾乎視郭大力為最優秀的畢業生，《大夏周刊》對杰出校友郭大力作出如是評價：“只要稍為留意現實經濟問題的人，都會知道郭同學的”，“那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將來的成就，正未可限量”，“許多人都希望他回到母校來”。（《大夏周刊》第二十四卷第五期）
郭大力是堅定支持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為了更好地服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以生產建設為研究對象，專門撰寫了《生產建設論》一書，對當時中國的經濟部門、商業問題和金融業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并對當時中國發展生產建設提出了切實建議，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他并沒有直言當時中國必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通過論述當時的中國如果沿著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可能產生的后果，有力得出了他的結論。郭大力強調，發展生產建設的重要性是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運用于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問題。直到今天，閱讀郭大力的著述，我們仍然能夠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啟示。
郭大力指出，生產發展是二重的，一方面是增加使用價值的生產，另一方面是增加價值的生產。撇開一切暫時的和局部的因素影響，生產的發展不外兩種方式：增大勞動力的支出量和增進勞動的生產力。前者是生產的絕對發展，即由于勞動量支出的增大，不僅使用價值增加，而且價值也增加；后者是生產的相對發展，即勞動量支出不變，價值沒有增加，但由于勞動生產力提高，使用價值得到增加。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生產的真正發展應當是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無論生產的發展是絕對的或相對的，都引起一個結果，即使用價值量的增加，這是生產發展的社會目的之一。與此同時，生產發展必然伴隨生產剩余的累積，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下，比如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中，生產發展的累積就會流入少數的居于優勢地位的坐食者手中，從而造成嚴重失衡和社會不平等現象。在一個進步社會，生產發展剩余的蓄積應當被用于改造人民生活和全體的安全幸福以及社會文化的推進。正是如此，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討論，他得出了中國“必須發展生產同時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發展生產”的結論。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郭大力對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問題也展開了分析。他直言，依據當前的國情，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中國工業的發展必須迎頭趕上，必須跳過制造業時期，直接進入機械時期。當時中國的工農業發展狀況與先進國家的工農業發展狀況，主要差距表現在落后的生產力水平上。所以，中國實現工農業發展的路徑不是追求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下工農業產出量的增加，而是應該謀求提高生產力水平。在他看來，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工農業發展走不了西方國家的道路，在世界資本主義先進強國的壓力下，中國沒有理由也沒有可能等待經過制造業的階段，然后再過渡到機械大工業階段。中國的工農業發展“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而這也是實現工農業發展的關鍵。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要實現工農業生產力的增進，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改變，而是由小生產轉向大生產的生產關系的變革。建立與機械大工業生產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就是要確立生產手段公有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
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反證的方式，郭大力再一次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和根本觀點出發，得出結論：能夠發展中國工農業的，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只有社會主義可以發展中國，如今這一真理已然被歷史和實踐所檢驗。
在這個基礎上，郭大力還繼續分析了在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上國家的作用和實現生產發展的一系列條件。他科學地指出了工業和農業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郭大力強調，發展工業必須發展農業，而農業的發展又必須以工業的發展為前提。在社會主義生產建設中，處理好工農業之間的協調關系是生產發展的關鍵問題。這種工農業的配合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依靠盲目的市場價值法則來實現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將能避免由于盲目法則的作用所能引起的種種痛苦。
郭大力的判斷，結合了中國國情，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符合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建設的實際情況。《生產建設論》一經出版，就有人評價：“目前我國正準備進入建設階段。人們早就熱烈發揮著關于建設的議論，可是一般都偏重在政策方面。郭大力以驚人豐富的理論素養，對生產建設問題作了一番全盤的考慮，闡明了生產建設的理論。這不僅在實踐上是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而且在經濟科學發展上也是重要路標。”
剖析農村經濟
“要發展農村，關鍵還是要從改變生產的條件開始”
1940年下半年，郭大力應聘到廣東文理學院教經濟學。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掀起一股反共高潮，郭大力不得不中斷了教學，輾轉回到江西鄉下老家，直至1947年才前往廈門大學主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此期間，郭大力不僅專注于翻譯、研究馬恩著作，也對中國農村的生產發展有了嶄新的認識。
郭大力出生于農村，成長于農村，再加上近6年的鄉村隱居生活，他對農村發展有著最直觀的理解和感受。這些都激勵了郭大力一邊翻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一邊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運用于對農村生產這類現實問題的分析。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透過江西農村，郭大力發現，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大不相同，近代中國的農村發展帶有封建或半封建制度的特點，農民的絕對貧困和農村生產力的絕對低下是農村生產的根本問題。與此同時，衍生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會制度之上的地租與蓄積、高利貸與利益、商業資本與商業利潤等基本范疇也與發端于資本主義制度之上的概念大不相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地租是雇傭農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由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但在當時我國的社會生產方式下，農民給付地租后的收入僅能維持基本生活，甚至不能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向高利貸者借貸。因此，農民對于高利貸的需求，“不是賺錢，而是活命。任憑怎樣高的利息，他們也愿支付”。同時，為了維持基本生活，農民對于土地作物的出賣，無論多低，為了活命，也都要賣；而在要購買必要的物質生活資料時，無論多貴，都必須購買。對于一個負債的農民來說，為了支付利息，他或者需要“過度”節儉，或者需要“過度”勤勞，常常既需要“過度”節儉，又需要“過度”勤勞，才能在債務重壓下，繼續生產和生存。
郭大力還發現，江西農村中的商業資本的運營主要分兩類，要么是販運，要么就是囤積。前者在農村生活中也被稱為“轉物”，后者則稱為“候時”，商業資本也因此取得了“販運資本”和“囤積資本”兩種不同形態。商業資本的出現，“對于農村的自給性，卻會給予致命的打擊”。伴隨著近代中國戰亂和種種特殊現象的發展，商業資本對農村生產造成的顯著性影響第一是告貸無門，第二是物價飛漲。究其根本，無論商業資本，還高利貸資本，都是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下土地所有者索取的地租在轉化為新的土地所有權之前的中間形態。“農民為還債而賣，現在又為要買而負債。高利貸促成商業，商業又造成高利貸。”兩者的共同作用不斷地影響農村的生產，在如此的封建或半封建的制度下，當時的農村困境便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正是由于親歷了農村生活，郭大力對于中國農村的生產困境有著直觀感受，所以他明確指出要發展農村，關鍵還是要從改變生產的條件開始，“一切增加生產的方法，可以歸結成為兩類：第一是增加勞動的支出，并由此獲得增加的生產物；第二，是不增加勞動的支出，已經可以獲得增加的生產物”。農村要實現發展，首先可以通過充分利用農閑，增加農民的勞動時間，其次可以擴大農作物的種植種類，再次是擴展農村副業。除此之外，如果不增加勞動的支出，還可以考慮增進農業勞動的生產力。那就是改進農村生產的條件，包括土地、種子、肥料、勞動手段和耕作者自己。對于勞動工具，可以增大農具的體積或者改良農具的制造材料，或是把多數農具合一起來。對于農民本身來說，可以通過組織教育培養專業農民，提升農民的專業職業技能……
這些理論成果是郭大力對于農村發展思考的思想結晶，是在譯介《資本論》的過程中對于農村發展的理論運用。郭大力從實踐出發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建言獻策，為總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理論而默默耕耘，他的這些研究對于今天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仍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樓俊超 姚志才，均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光明日報》（2024年05月06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