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繼承優秀傳統 開創光輝未來
——2024年1月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報告會上的演講
- 發布時間：2024-02-20 10:04:47
- 來源：人民論壇網
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輕松地談談心，說一些平常在學術討論會上很少說的話。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收第一屆研究生，這是建院之初做的頭幾件大事之一。我作為“黃埔一期”的研究生進入社科院，我的學術生命開端與中國社科院成立幾乎同時，可以說我是中國社科院發展歷程的見證者、參與者、受益者。
平時在社科院，埋頭科研，不太注意社科院的學風是什么。直到2013年，我70歲時，在社科院已經工作35年了，那一年我被評為全院“科研優秀個人”。我感慨之下，回憶了一些我在社科院得到的教誨和哺育，腦海里浮現出一些往事。正好學部主席團組織學部委員談學術人生，我就寫了一篇題目是《做學問也是一種修煉》的文章。“修煉”什么？修煉學術品格和學術精神。
中國社科院是否存在一種學術品格和學術精神？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存在，還不好說，或者說，一種學術品格和學術精神是否成型，怎樣表述？我說不好。但我可以請能說得好的人說。
——大概1983-1984年間，距今40年前，我有幸參加胡喬木院長的寫作班子，總共只有五六個人，住在西郊玉泉山。喬木同志每周來討論一次，交代寫作任務，把每個人按照分工寫的稿子帶回去批改，下一次來再繼續討論。我本來對自己的寫作能力很自信。這種自信可能來自我早年的一點兒經歷。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時，文學課是請中文系一位老師過來講授的。我的一篇作文竟然被他作為范文，不僅在哲學系的課堂上還拿到中文系的課堂上講解；畢業后我到山西日報社當了5年編輯記者，有一點歷練。加上我知道喬木同志被譽為“黨內一支筆”，我每一次寫的稿子都極為認真，努力發揮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卻不料我每一次交上去的稿子都被他批改得面目全非。我很驚訝，就仔細地一字一句地研究他是怎么修改的，琢磨他為什么那么修改。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經他修改的稿子，觀點表述極為明確，措辭極為講究，而且句子讀起來非常通順。更重要的是思想高度我達不到，思想認識水平差距明顯。這位“文章大家”令我體會到什么叫“嚴謹”。
還有一位在學風嚴謹上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哲學所一位著名邏輯學家沈有鼎先生。他是我國現代邏輯學奠基人金岳霖的高足，創立了載入國外數理邏輯教科書的“沈氏定理”，享有世界聲譽。他破解了《墨辯》中的被中外邏輯學界公認的難題。可是這個成果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只有5百字，真是字字珠璣，一字千鈞，做到了“一字不移”。古往今來，無數研究墨家邏輯的人都破解不了，他用5百字就解決了。如果說他的天賦我學不了，惜字如金的嚴謹學風是可以學習的。我們現在一篇文章一二萬字，到底有多少真知灼見很難說。雖然學科不同，但這與學科似乎關系不太大。我見社會學老前輩潘光旦先生的“說‘倫’字”，那么有價值的文章，也就3千字。
再講一個讓我驚訝或者說驚喜的事情。我讀研究生時，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譯本還沒有完整出版，只是一邊翻譯，一邊陸續發表。其中，馬克思引用了一個古希臘神話，譯者沒有翻譯出來，導致前后意思不好理解。有一天，我在樓道里巧遇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被魯迅稱贊過的中國優秀外文專家馮至先生，我就非常唐突地向他請教這個問題。馮至先生也許并沒有看到馬克思那本書的譯文，但他當即向我講解了那個拉丁文詞的意思以及那個神話，我覺得馮先生已經講明白了。讓我驚喜的是，馮先生很快還給我寄來一封信，信中說，他回去專門查對了原文，他當面給我做的解釋是正確的，又把那段話的意思準確地表述了一遍。馮先生和我不在一個研究所，根本不認識我，我也只是一個研究生，馮先生對一個偶遇的年輕人的提問那么認真，令我非常敬佩！這讓我認識到老先生對待學問的態度是多么的嚴謹。以上說的是關于“嚴謹”。
——大概是在1992-1993年間，我在哲學所時合著了一本書，胡繩院長很快就看了，而且把我和另外一位作者叫到他的辦公室。使我深受教益的，不僅是他對我們那本書的精辟評論，更重要的是他對怎樣做一個嚴肅學者的親切教誨。他首先從自己講起，他身為院長，許多研究所開會都請他去講話，他說，他只是一個近代史學者，其他學科不懂，他從不到處講話。他說一個學者不要對自己專業以外的，或者雖屬專業以內卻沒有專門研究過的問題隨便發言，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對待學術的“嚴肅”態度。胡繩院長的教誨我記住了，凡是邀請我參加的會議或講座，只要我對那個主題沒有做過研究，我基本上都謝絕了。
“嚴肅”的學風可以表現在方方面面。我當博士生時，我的導師邢賁思先生時任哲學所所長。有一次，他布置我寫一篇文章，不僅擬定了文章題目和要點，還口授了提綱。我以為他是要和我合寫這篇文章，寫完后，就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我的名字署在后邊。當我把稿子交給他，他立即就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并且說：“指導你寫文章是老師的本分，你寫的文章，我不能署名。”署名問題不是小問題，是學風是否嚴肅的問題。現在我的學生要求我必須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說否則發表不了。我感到很無奈；想起我導師的榜樣，我也很內疚。我甚至見到有的學者明明引述了別人的論點，卻連一個注釋都沒有。甚至常見到這種情況，引述大人物的觀點就加注釋；引述普通學者或者年輕學者的觀點就不加注釋。說是“怕掉價”，既然“怕掉價”，為什么要引述人家的觀點呢？錢學森先生是大科學家，他有一篇文章引述了哲學所當時一位副研究員童天湘的觀點，不但加了注釋，還在正文中提到童天湘的名字，并且特地給童天湘寫信，表示感謝，這“掉價”嗎？非但不“掉價”，這是堅持嚴肅學風，是一位嚴肅學者應有的品格。這是說的“嚴肅”。
——著名邏輯學家周禮全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擔任哲學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我那時是學術委員會最年輕的委員。有一次他問我，做學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一時語塞。他說：“文章要寫得像哲學一樣深邃，像數學一樣嚴密，像文學一樣感人，就是最高境界。”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嚴格”。我記住了他的話，反復琢磨怎么朝這個方向努力呢？這里顯然不是寫文章的技巧問題，其實是一個知識結構問題。數學、哲學、文學是3個差別極大的學科，這里其實不僅僅指這3個學科，而是指多層次的學科知識結構。我們常說研究要有“深度”，“深度”哪里來？如果只懂一個學科，那么知識基本上是平面化的，比不上幾個層次的學科更有深度和厚度；如果只在一個層面上做文章，只用一個方法研究復雜的多面向的社會整體問題，也很難深入問題底里，難有多強的解釋力。顯然，只有多層次貫通才能解決這個做學問的“深度”問題。
我的碩士生導師王銳生教授，在我之后，他也擔任了后來成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謝立中教授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沈原教授的博士生導師。他在擔任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室主任期間，嚴格要求每個研究室成員不能只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必須結合一門具體社會科學。當時，研究室里有研究家庭史的王玉波，有研究民族學的蔡俊生、有研究科技革命的吳元梁，有研究科學史的陳荷清，王銳生老師和我都是結合研究社會學的。我在哲學所，其實研究方向不論碩士論文還是博士論文一直是偏社會學的。1988年我接任研究室主任以后，還組織全室人員到山東、安徽等地做過長時間的社會調查。社會學所陸學藝老所長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調查就是在哲學所工作期間做的。哲學所的學術風氣不同于社會學所，它很提倡擴展學術視野，用費孝通先生的說法叫“擴展學科界限”。例如，美學研究室有一位研究員，自己就是電影編導；周國平是我大學同班同學，他在西方哲學史研究室，但他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詩人，在文學方面的名氣比哲學方面還大。這種情況如果在社會學所可能被認為“不務正業”，但在哲學所并不稀奇。所以，我所說的“嚴格”主要指學術態度，不是指學科邊界。以上是關于“嚴格”。
——享譽海內外的大學問家錢鐘書先生有句話：“社科院是他永遠的愛人”，這令我明白了什么叫對學術志業的執著亦即“嚴守”。他說的這個“永遠的愛人”就是學術，對學術這個“永遠的愛人”要忠貞不渝地追求、不舍不棄地追求、死乞白賴地追求，用心、專心、一心一意地追求，一生一世窮追不舍。社科院這個單位既無權，又無勢，待遇也不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有學術，有學者風骨、品格和精神。錢鐘書先生在他1981年出版的名著《管錐編》中，仍然如三四十年代一樣，稱“社會學家”為“群學家”，這也是對中國學術傳統“堅守”態度的明證。
中國歷代學人立志做中華學術的傳承人，也叫“托命之人”，決不能讓中華文化斷絕在自己這一代。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是拋棄傳統文化，而是要延續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這種更大的“堅守”是守住學者的本分。中國自孔子以來，歷代學人都有強烈的傳承意識。孔子一生“述而不作”，把傳承夏商周“三代之學”視為自己的使命；后輩學者也把“為往圣繼絕學”，當作如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一樣神圣的責任。我查閱較早的張載文獻——明萬歷四十八年編的《張子全書》官刻本，發現原文是“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似乎這個較早的刻本更為可信。但不管是“為往圣繼絕學”還是“為去圣繼絕學”，意思都是一樣的，都是說的歷代學者對中國學術的堅守，這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中國學術綿延不絕的根本機制——代代傳承。
自2014年以來，我組織有我院歷史研究院等5個研究院所的3位學部委員和若干位研究人員以及全國十幾所高校的前后近百名學者，集體撰寫《中國社會學史》。以往的所有中國社會學史都是從清末民初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寫起，中國社會學史被說成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中國本無社會學”成為定論。我們經過近十年的頑強努力，完成了六卷11冊550萬字的《中國社會學史》，梳理出了群學兩千多年來的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證明了中國本有社會學，中國社會學的“根”在中國。荀子群學就是中國古已有之的社會學，這不是我的獨斷，而是費孝通、拉德克里夫·布朗的重要論斷，也是早在清末民初，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劉師培等先賢一致的公論，我們不過是對此做出了具體論證。這十年，我深深體會到中國學術的博大精深，內心充滿了對中國文化的自信。“為去圣繼絕學”不僅令我有一種責任感，甚至有一種神圣感。這可能是我八十歲了，每年還能發表幾篇文章，出版幾本書（包括合著、主編、獨著），研究成果比退休前只多不少的動力來源。
大家都知道費孝通先生晚年提倡“文化自覺”，但是，“自覺”意識從何而來？如果中國古代沒有自己的社會學，那我們能有“文化自覺”的底氣嗎？“文化自覺”絕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口號，它的實質內容和深刻意涵就是要從中國文化、中國學術中找到中國社會學的“根”。這與最近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第二個結合”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完全一致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費老在提出“文化自覺”的同時，不顧九十高齡，還要認真“補課”。“補”什么“課”？主要是先秦諸子之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明清心學和實學等中華經典，為的就是給中國社會學找到自己的“根脈”。有人可能會問這些不都是“哲學”嗎？其實這是搬用西方近代劃分學科的方法來區分“哲學”與“科學”的一個錯誤觀念。中國學術與西方近代劃分學科的方法不同。大體上說，西方是學科之內分學派，中國古代卻是學派之內分學科。例如，孔學之內有“六藝”，“六藝”相當于六個“專業”；墨學之內分談辯、說書、從事三科，每科又有許多“專科”，僅“從事”一科就又劃分為農、工、商、兵各種專科。中西學科只是分法不同，并非有無問題。不同分法各有優長，但要相互承認，不能只說西方有學科，中國就沒有學科。不能簡單搬用歐洲人的說法，所謂社會學產生于工業社會，那是發生于歐洲的現象，不見得有什么普遍必然性。沒有什么根據能夠證明，不論農業社會多么發達、分化多么嚴重，就一定產生不了社會學這個學科。同樣，孔德所謂“神學－哲學－科學”的進化主義“三階段論”，可能符合歐洲的情況，但明顯不符合中國歷史。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了相當高水平的天文、歷法、數學和農學等，但道教到東漢才產生，真正思辨的哲學也出現較晚，所以黑格爾等人才錯以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正如哈佛大學考古系主任張光直所斷言，歐洲文明是特殊的，并沒有普遍性，更沒有唯一性。如果跳不出先入的思想框框，不僅難以接受“中國本有社會學”這個歷史事實，恐怕所謂中華文明在學科上也只能空空如也。如果沒有中華文明，我們到哪里去找“中國特色”？那我們今天還何談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既然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就當然要重視本土的思想資源。如果我們歷史上確實沒有自己的社會學，也就罷了；既然“中國本有社會學”，而且歷史悠遠得多，那我們就不能僅僅從1838年孔德提出“社會學”開始講中國社會學，那樣講的是西方社會學，不是“中國社會學”。既然“中國本有社會學”，而且內涵豐富，那就不能再把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當作中國社會學史，那樣講的是“西方化”，不是“中國化”；不能再講西方社會學傳入之前中國只有“社會思想”，沒有社會學。既然“中國本有社會學”，而且體系完整，那就不能再把西方社會學當作唯一的、全部的社會學，將“西方社會學”等同于“社會學”，那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既然“中國本有社會學”，而且特色鮮明，那就不能再按照西方社會學的樣子講“中國社會學”，而是要講出社會學的“中國特色”。這是尊重歷史事實的，也是符合邏輯的。這才談得上文化自信，這才能有文化自主性。
既然以上所說是尊重歷史事實的，也是符合邏輯的，那么毫無疑問，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就必須古今貫通。但古今貫通不是排斥西方社會學。恰恰相反，我們仍然要認真研究和借鑒西方社會學。因為它是在中國之外的世界上最為系統的、同樣內涵豐富的社會學，非常值得學習和借鑒。群學是在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誕生的，發展學術的正確道路是開展平等對話和理性討論。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不僅要古今貫通，還要中西會通。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古今貫通、中西會通，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必由之路。我們有荀子群學2200多年以來的天賜資源，有自明代中期以來六百年的中西文化交融和清末民初120多年來的中西社會學會通的豐厚積淀，有人口規模最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就一定能夠建成比西方社會學毫不遜色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將來的世界社會學也必將是百花爭妍的，不會只有一個“范式”。這是從社會學是“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學科”必然得出的推論。早在20世紀中葉，維也納學派就有人致力于“統一社會科學”，沒有成功。其實，自然科學也是有多個“范式”的，何況社會科學；更何況中國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包容性，還是包容多樣性符合學術發展規律。
當然，我們已經做的群學研究只是初步的，肯定不完善，誠懇歡迎大家批評指正。我們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古典社會學（群學）研究中心，每年在中國社會學會年會舉辦群學論壇，特別歡迎本所同仁參加；我還主編了《群學年鑒》，特別歡迎批評性文章，當然有批評也可以有反批評。研究群學這件事情，我從1999年費孝通先生把他的《從實求知錄》一書題贈給我，就開始探索了，至今已經24年，確實有很多話想跟大家交流。以后如果身體允許，我還很想舉辦“群學研討班”，歡迎大家參加。
以上所說的嚴謹、嚴肅、嚴格、嚴守，無非一個“嚴”字。老先生們以他們的精神教導我們，怎樣做一位學者，怎樣當中國社科院人。傳承社科院精神是我們的天職和本分。我曾斗膽修改李大釗的話，原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我改為：肩不鐵也要擔道義，手笨拙更勤著文章。要以“勤”補“拙”。我希望老先生們的品格、風骨和精神能夠一代一代地傳承和發揚，化作我們每一個人的價值追求、工作態度和行為方式。依靠這種精神，中國社科院就肯定能夠成為令世人仰慕的最高學術殿堂，肯定能夠成為黨和國家倚重的思想庫智囊團！
為什么必須發揚“四嚴”的精神呢？這是由中國社科院的性質和地位決定的。我們在專業基礎方面，不可能像高校那樣全面和系統，在實際運用和效益方面，不可能像其他部委的政策研究機構那樣直接和快捷。我們唯有練好內功，靠“四嚴”精神，立足于學界，立足于社會。
本來只想說一些輕松的話，不料又談到嚴肅的話題上了。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雖然時間很長，但自己在學風上做得不到位。老先生們的高尚品格、風骨、學術精神和優秀傳統，我并沒有學好，自己也談不到有更多的學習體會，原原本本地把我記憶深刻的一些往事講給年輕一代學者，是希望并相信這種品格、風骨、精神和傳統能夠得到傳承和發揚。
[作者：景天魁，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